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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团举办北京冬奥会一周年专场报告会******

　　中新网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陈杭)2月3日，在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之际，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团来到延庆赛区，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举办北京冬奥会一周年专场宣讲会。8位冬奥精神宣讲员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筹办举办期间精彩非凡的冬奥故事，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展示我国冰雪运动取得的历史性成绩以及在场馆建设、城市交通、经济发展、冬季运动参与普及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此次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共同主办，延庆区委宣传部承办。北京冬奥会后，为讲述冬奥筹办举办过程中台前幕后的感人故事，展示广大冬奥组织者、建设者“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联合组建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团，切实将北京冬奥会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动力，延续后冬奥时代的冰雪热情，让更多的奥运遗产、让冰雪运动进入寻常百姓生活中。

　　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员当中有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任子威、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军齐广璞、残奥越野滑雪冠军杨洪琼，还有北京冬奥会滑雪救援队医生、制冰师、城市规划师、奥林匹克文化推广者、5G技术智慧办奥亲历者、双奥记者、志愿者、裁判、冬奥组委留守工作人员和普通市民。他们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农村和各大网络直播间，通过亲历亲闻的故事，宣讲北京冬奥精神，回顾冬奥申办筹办举办的不平凡岁月。

　　据悉，北京冬奥精神宣讲团成员大部分来自北京冬奥宣讲团，在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已经宣讲了五年。宣讲员中，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只有8岁。冬奥筹办期间，足迹遍布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福建等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为了把奥林匹克的种子播撒进更多青少年的心中，组织开展“走进百所高校”“走进百所中小学”“走进百所希望小学”“走进百所海外华文学校”系列宣讲，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在内的450余所学校，辐射全球40个国家(地区)100余所海外华文学校、100余个侨团。

　　同时，创新双语宣讲模式，为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侨界代表和17国欧洲在华青年举办专场宣讲会，向世界讲好冬奥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创新传播方式，在北京市1.8万公交车辆、23条地铁线路、6000多台楼宇电视和城市大屏、全国“八纵八横”铁路近3000对动车组17万块显示屏、中国国航400多架飞机700余条航线上开展短视频云宣讲，云上直接受众超过1亿人次。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宣讲团亲笔题词：“感谢北京冬奥宣讲团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北京冬奥宣讲团在2021年底集体荣获北京榜样特别奖，在2022年4月荣获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市先进集体。(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